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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权的保护
来源:网络 作者:未知 时间:2015-07-27 点击次数:975

  精神损害赔偿是自然人因精神受到损害而要求侵权人所进行的赔偿。既然是赔偿,不言而喻,就是用金钱来弥补精神上所受到的创伤,以此抚慰受伤的心灵。此项赔偿也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人们对自身权利保护意识的增强而产生的。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一条的规定为民事案件中当事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3月10日公布的法释(2001)7号《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2004年5月1日公布的法释(2003)20号《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均对自然人因精神受到伤害可以要求赔偿义务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作了明确的规定。以上的规定在实践中为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我国法律还没有开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7月20日公布的法释(2002)17号《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都明确规定了,被害人就精神损失进行主张,法院不予受理。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民事侵权行为人给自然人造成精神损害都要依法赔偿受害人的精神损失,而侵害自然人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是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却不需要赔偿精神损失?有些人认为刑罚是一种最严厉的制裁措施,被告人受到了刑事制裁,从某种程度上精神上已经得到了慰藉,就不需要再从经济上给予补偿了,第二个理由是有的被告人会被处以极刑,判决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可能得到兑现,与其规定了得不到兑现,还不如不规定。笔者认为以上的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该观点认为追究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就能同时弥补被害人的精神所受到的痛苦。这就意味着有两个方面:一是刑罚足以弥补被害人的精神创伤,不需要再通过经济性的补偿以减轻被害人的痛苦,这是从被害人角度看问题;二是对被告人处以刑罚,如果再要求被告人承担过高的民事责任,就会加大被告人承担责任的程度,换言之,对被告人有处罚过严之嫌疑,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相违背。在此,我不否认刑罚在惩罚犯罪的同时,对被害人确实有慰藉的作用。因为人类惩罚犯罪的愿望,其基本动机源于对秩序的需要。所谓需要,就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依赖关系。人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基于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会产生多方面的需要。但是,“从最低限度来讲,人之幸福要求有足够的秩序以确保诸如粮食生产、住房以及孩子等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这一要求只有在日常生活达致一定程度的安全、和平及有序的基础上才能加以实现,而无法在持续的动乱和冲突状态中予以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人类生产生活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犯罪是对现有秩序的最强烈的破坏,出于维护或恢复特定的社会秩序的考虑,必须制定法律对犯罪进行惩罚。对犯罪进行了惩罚,就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让那些想犯罪的人不敢犯罪,从而减轻人们对秩序因犯罪行为而混乱所造成的担忧。另一方面,犯罪是一种道德上或法律上错误的行为。道德上或法律上错误的行为必须受到相应的惩罚。就是说,犯罪从道德上是一种应受非难的行为。这也是人们基于“给自愿地实施道德上的恶以回报”的立论的结果。所以,一旦犯罪受到了刑罚的惩罚,人们从心理上就得到了一种慰藉。正如我们平时所说的,恶人终于有了报应,自己受到的冤得到了伸张,正义得到了张扬,邪恶得到了报应。这两个考虑是人们最初对刑事诉讼法律所要求的,也是人们对犯罪进行惩罚的初衷。但随着人们维护自己权利意识的增强,以及犯罪分子作案形式的多样性、危害的严重性不断的增加。人们开始意识到只对犯罪施以刑罚处罚,不能从事实上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比如:被害人被犯罪分子打成重伤,其医疗费花了几万元,如果只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被害人恶气出了,但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他的生活因此有可能陷入困境。由此,就必须在惩罚犯罪的同时,要求犯罪分子承担因其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所造成财产上的损失进行补偿,以恢复被害人生活原来的状态,切实保护被害人的权利。这也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产生的原因所在。[page]

  我国目前的法律承认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且此处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可见,损失首先必须是看得见的损失,比如财产因被损坏所造成的修复的损失,人身受到伤害为了治疗所花的医疗费的损失等;其次,该损失必须是现实的损失,不是未来将受到的损失。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通过对犯罪施以刑罚不能保护被害人物质损失和现实的损失,所以被害人可以就物质的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能保护被害人精神的损失和将来的损失,所以被害人精神上受到损害只要犯罪被追究了责任就足够了,不需要再通过其他途径来保护,所以被害人不可以就精神受到伤害要求被告人赔偿。我认为这种观点一是夸大了刑罚的作用,更主要的是无视被害人精神损害的存在。认为精神损害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保护不保护对被害人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事实上,在实践中,这种规定使得被害人的权利得不到充分的保护,而且造成了法律在保护当事人权利时的严重不均衡性。

  为了弄清以上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作为一个自然人具有哪些权利。通说认为,人享有两个方面的权利:一是人身权,是不可与权利人人身分离的,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第二是财产权,是可与权利人人身分离的,有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侵犯被害人财产权利引起被害人精神上的创伤是否可以赔偿其精神损失,在此不作讨论,因为人身权比财产权重要,而且人身是财产权存在的前提。所以本文讨论的主要是人身权受到伤害之情形。人身权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人格权又可分为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前者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行动权等,后者包括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而身份权是基于自然人的身份产生的权利,包括荣誉权、配偶权、亲权。我国目前民事法律对当事人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人格尊严权、隐私权等人格权和亲权中的监护权受到非法侵害的,都可以向法院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作了规定。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但刑事诉讼法律只规定物质性人格权受到侵害时可以要求被告人赔偿。而且保护的是物质性人格权中看得见的损失和现实性的损失。可见,刑事诉讼法律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非常狭小。即使是物质性人格权利,在受到严重侵害之情形下,也不能完全充分地保护,而用刑罚的弥补功能来搪塞。在实践中,民事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残疾的,受害人可以主张精神损失赔偿,而如果侵权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受害人的精神损失却得不到保护。尽管从侵权人的角度,民事侵权人承担的是民事责任。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承担的是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程度要比民事责任严厉。但这不能反过来证明因为刑事被告人受到刑事处罚,所以刑事被害人的权利就得到了保护,不需要再用民事赔偿的措施来补偿其受到的损失。这个观点实际上已经被否定,因为刑事附带民事制度的出现就宣告了该观点的不成立性。所以说,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不能等同于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受到了保护,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犯罪既给社会造成了秩序的混乱,又给人类造成了损害。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预防和惩罚了犯罪,就保护了被害人的所有权利。

  实践中,为了避免自己的权利因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得不到保护。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会做一些交易。受害人可以不向有关部门举报,或者积极要求司法机关不要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以免对自己不利。甚至我们有些执法机关也与当事人一起共同规避法律的这种规定。比如,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如果驾驶员将人撞死或撞成重伤,只要驾驶员负主要责任以上,就可能被判处刑罚。为了使受害人能得到精神损害赔偿,交通部门就明确与当事人双方协商,尽管根据事实和法律,驾驶员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但如果那样认定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所以最后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这样对那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来说,他可以有恃无恐地发生事故,而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驾驶员本身经济状况不好,要求其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非常困难。为了躲避负更多的民事赔偿责任,自己主动要求负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目的很明确,希望被追究刑事责任,从而可以免除精神损害赔偿。而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到了刑事审判庭,法官如果认为被告人交钱态度积极,最后判决被告人刑罚,但可以宣告缓刑。虽然宣告缓刑也是执行刑罚的一种方法,但实际上既没有真正对犯罪分子处以刑事处罚,令其受到惩罚,从而汲取教训,又没有能够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使法律的规定形同虚设,丧失了其严肃性。同时造成犯罪分子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比不构成犯罪的人即民事侵权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要轻的不合理现象。[page]

  关于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再对其追究民事赔偿责任,是否会导致罪刑不相适应的问题。首先,罪刑相适应中的“刑”是指的刑罚,而不包括民事责任。也就是犯罪分子所受的刑罚要与其所犯的罪行相适应。主要针对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的可非难性而言。此处的刑不可以用金钱来换取,也就是说不能因为犯罪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的损失得到了犯罪分子的补偿就改变了其犯罪的性质,或者就可将犯罪转变为无罪。通俗地讲,就是“刑”与被害人的损失不可换算,更不能等同。这是两个概念。所以,认为追究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就等同于追究了被告人的民事责任的说法不能成立,同样,追究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同时再追究被告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就会加重对被告人处罚的说法也不能成立。所以说,不存在追究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再追究其对被害人精神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不矛盾。

  反对者第二个理由,更是不能成立。法律规定的是社会主体应然的行为,而不是实然的行为。就是说,法律要求人们应当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而不是根据实际生活中人们是怎么做就怎么规定。被告人应当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至于其能否有能力就该赔偿进行履行,是如何执行的问题。当然,法律规定时也会考虑被告人的履行能力。但那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综上,法律规定对刑事被害人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予受理有不妥之嫌疑。建议对有关法律进行修改,以切实保护刑事被害人的人身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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